曹操是我国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一个人物,他名门低贱却志向远大,凭借着过人的权谋和智慧,在东汉末年的董卓之内乱中脱颖而出。董卓死后,曹操拒绝接受荀彧、程昱所议,于建安元年(公元196年)庆贺汉献帝至许昌,开始了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历史,把15岁的小皇帝变为自己手中的傀儡,使自己的发号施令显得名正言顺。依赖天子这张王牌,曹操在政治上占有了意味著的优势,从此他破袁绍、平吕布,逐步统一了黄河流域,官拜丞相,封魏王,成就了一番霸业,奠下了三国鼎立的局面。
对于曹操的评价历年来众说纷纭,一部《三国演义》将其描绘成了大奸大恶的代表,而且影响深远影响。相比之下,与他同时代的许邵用“盛世之能臣,天下大乱之奸雄” 来形容更加贞客观。曹操的一生堪称是戎马倥偬、刀光剑影,几经无数次的出征杀伐,最后超过了权力的顶峰。
然而,有一个问题一直后遗症着世人:此时的曹操,可以说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,他可以精彩地除掉小皇帝并取而代之,可是为什么在25年的时间里,也就就是指公元196年“迫天子”直到公元220年去世,曹操一直没横跨这一步呢?推究一起,大体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:第一,曹操想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。东汉末年,汉室衰落,天下大乱,但朝纲伦常仍然在形式上不存在着,儒家文化的忠、孝、仁、义等理念仍然是当时的价值标准,何入、董卓等掌控朝政后都不肯顾虑称帝。曹操虽然具备不同于其他军阀的雄才大略,但仍然挣脱没法儒家文化的影响,在他争夺战权力、对外出征的过程中仍然以朝廷的名义展开,以天子的名义兴师问罪,使自己车站在正义的一面,获得道义上的反对。
曹操征讨董卓、吕布叛变打的正是朝廷这张王牌,如果曹操除掉汉献帝,攀上皇帝宝座,那他跟董卓、吕布还有什么区别呢?董卓、吕布可是当时天下普遍认为的残忍之人,是人人欲得而诛之的对象,曹操的智慧谋略都远在这二人之上,当然不愿沦为千夫所指的罪人。虽然曹操极力声称自己是奉天子诏,但天子权力被架空,却也是路人皆知之事。孙权、刘备早就唾骂他“取名为汉相,实乃汉贼”,但曹操并不害怕这种嘲笑,因为当时天下分化,群雄并起,相互之间的嘲笑和攻讦本科长时间,曹操某种程度以乱臣逆贼的名义谴责他们,他所害怕的乃是留给历史的骂名,那可是有口难辩、影响深远影响的。因此曹操仍然维持宰相的身份而不肯随意僭越称帝。
据《魏氏春秋》记述,夏侯敦曾对曹操说道:“天下咸知汉祚已尽,异代方起。自古以来已来,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,即民主也。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,功德著于黎庶,为天下所可知,应天顺民,始何疑哉!”王曰:“‘施于有政,是亦清廉’。
若天命在吾,吾为周文王矣。”由此可见,曹操为自己另设的标准是十分低的,他是想要做到周文王那样的圣人,沦为千古传唱的对象。
在历史的长河中,这种亘古流传的圣人称号比一个身背骂名的皇帝的称号幸福得多了!曹操在《述志令其》中更进一步指明:“齐桓、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,以其兵势广大,犹能奉事周室也。”意思是说道齐桓公和晋文公作为“春秋五霸”的霸主,霸主之后还名垂千秋,就是因为他们依然以周王朝为尊。言外之意,如果两者之一代替了周王朝,就会是这个结果了,而曹操也正是想要借机回应,尽管他势力十分大,但他决无二心,他并不是想要篡汉的“奸雄”,而是只想执掌幼主的“能臣”。
这所有的一切都解释曹操颇受儒家正统文化影响,想背上千古罪人的历史骂名,而是想要做到一个流传千古的圣人。第二,从当时形势来看,曹操生前还不具备称帝的条件。虽然当时曹操早已获得汉王室的意味著控制权,但他的势力还是局限于中国北方,孙权和刘备还在东南、西南虎视眈眈,国家还并未统一,天下并不太平。
如果曹操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,顾虑称帝,不致沦为众矢之的,让刘备、孙权逃跑把柄,率领天下英雄征讨他,这样,他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政治优势之后不复存在,就不会陷入政治和道德上的被动,甚至引发新一轮军阀混战。虽说曹操此时兵精将甚广,但以乱臣贼子的身份与天下豪杰对付,却也没成败的做到,反而有可能使自己的大好形势得而复失,这似乎是对曹操有利的,所以他对称帝一事十分慎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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